周总理邓大姐拿个人工资补助工作人员
周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,我们整理了他和邓大姐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。 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利息,别无其他收入。
而支出部分的项目有这样几项:伙食费、党费、房租水电费、订阅报纸费、零用杂费(购买生活用品),特支: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、捐赠费。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,至1976年,两人共收入元,用于补亲属的元,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元,合计元,占两人收入的近三分之一。
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爱护。
我可以举例说明这一点: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同志,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,多年来,周总理和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,在得知他的女儿要结婚后,邓大姐托我们给送去300元钱和至亲的祝贺。
在60年代,300元可不是个小数了。 再如:总理办公室有位公务员同志,儿女较多,妻子有病,负债170元人民币。
党支部知道后,研究对他的补助。 那个时候,要一次性由公家补助这个数目有点多,准备一年内分两次补助,支部党员正在开会研究,邓大姐推门进来,问开什么会,支部书记和我们都没想到邓大姐会进来,一下子给问呆了。 邓大姐说你们还对我保密啊!当邓大姐听完讨论补助的情况后,说:你们不要讨论了,拿我和恩来的钱一次性补助他,减轻这位同志的思想负担,也给公家节省开支。 邓大姐这样做,她一直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,那就是亲属和工作人员有困难,用他们的钱去补助,就减少了国家的负担。 周总理的工资月收入元,邓大姐的工资月收入元,合计元,每月都会有节余,由我们将节余的钱存入银行,当存够5000元了,邓大姐就让把钱上缴,作为党费。
共上缴3次,最后一次不够5000元,只有3000元,邓大姐也叫上交了。
最后,总理、大姐的两人收入的结余,连同购买的国库券,共计5100多块钱。
周总理、邓大姐这么为别人着想,为人民着想,为国家着想是一贯的,直至生命的最后。
就拿为周总理选购骨灰盒的事来说吧!周总理去世后,治丧办公室的同志请邓大姐为周总理选骨灰盒,邓大姐就派我和张树迎同志(总理卫士长)代表她去选,我俩和治丧办的同志去了八宝山,八宝山的负责同志拿来两个样品,我们选中了其中花纹较好的,但不是最贵的,经仔细检查,发现盒的表面有一处摔了一块,于是又换了一个同样的,只是盒盖不好打开,要求再换一个,他们说同样的只有两个,我们就决定用后来这个。 回来向邓大姐报告,她说:你们定了就可以了,我就不看了。
人死了,装一下骨灰,没必要那么讲究。
给周总理用过的这个骨灰盒,邓大姐把它要来,保存在家里——西花厅。 在那16年中,每年的清明节和秋高气爽的天气,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把这骨灰盒拿出来晾一晾,擦拭擦拭,再包好存放在一个玻璃盒内。
1992年7月11日,邓大姐去世,第二天,我们拿出骨灰盒,保存得很好,像新的一样,就用这个盒子装上邓大姐的骨灰,供人们吊唁。
7月17日晚上,我们把这装有邓大姐的骨灰盒,从吊唁大厅取回,安放在邓大姐的卧室,让她老人家在家住一晚上。
第二天,7月18日,起灵赴天津,遵照邓大姐的遗嘱,把她的骨灰撒向海河。
天津市党、政、军、民举行了隆重的迎送仪式,表示对邓大姐的深情悼念,也是对周总理的追思。 1976年我撒周总理的骨灰时,可没有这个场面,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同于今天,“四人帮”对周总理的丧事活动一压再压,全国人民把对周总理的感情压在心里。
今天,人们不受任何压制,放开胸怀,表达对两位的深厚感情。 邓大姐的骨灰就是用原有的骨灰盒装着上船的,撒放骨灰时是从盒里取出来,用手一点一点撒向海河。
我一边撒着邓大姐的骨灰,一边想着当年撒周总理骨灰的情况:我和张树迎二人,还有长期在周总理办公室任副主任的罗青长同志,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郭玉峰,乘一架撒放农药的飞机,没再惊动任何人,无声无息地把总理的骨灰撒掉。 1976年1月15日,我亲手撒了周总理的骨灰,16年后的1992年7月18日,我又与赵炜同志亲手撒了邓大姐的骨灰。
对我来讲,这是我一生的荣幸,也很光荣吧,能为这两位不平凡的老人做最后一件事情,是得到了两位老人生前的认可。 当然,应该看到这也是责任。
邓大姐在周总理去世后的这16年中,她不止一次地对赵炜和我讲,她死后就用总理的骨灰盒,不要买新的,为国家省点钱。 还说,她用完以后,别人还可以用,你们俩还可以用。 我俩当时就说,真到你用完的那一天,这个骨灰盒会收藏起来,我们哪有资格去用它。 邓大姐曾说过,那有什么,节约国家的钱嘛。 人死了,什么都不知道了,都是给活着的人看的。
丧事应从简,要改革,去除旧习,包括告别仪式放的乐曲,也要改一改,不要总是那么悲伤。 今天,两位伟人用过的骨灰盒已由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保管起来。 (作者高振普为周恩来总理卫士、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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